【釉中彩】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千瓷都景德镇何再现辉煌景德镇千瓷都浴火生千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景德镇领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千瓷都景德镇何再现辉煌景德镇千瓷都浴火生千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景德镇领

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五、南宋瓷业危机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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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千年瓷都并没有为当地带来与其名气相称的经济效益。目前，景德镇的地方经济支柱已经让位给以昌河、华意为代表的机电工业企业了。

景德镇市的有关资料分析显示，与中国其他陶瓷产区相比，业现已全面落后，发展势头不及广东潮州，总量规模仅相当于江苏宜兴的一半，产业特色不及湖南醴陵，陶瓷产品出口意识不及河北唐山，建筑卫生陶瓷不及广东佛山、山东淄博，优化产业集群思路不及福建德化。全市陶瓷年产值长期徘徊在十亿元人民币以下，而在广东南海，仅新中源建筑陶瓷厂一年的产值就达到了二十六亿元。

景德镇虽然有部分企业的陶瓷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仍属于中低档产品，外观质量差，花色品种和器型格调单一。景德镇长期只有产地的概念，而没有形成产业的名牌效应，极大制约了日用陶瓷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景德镇制瓷基本上由国营瓷厂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的陶瓷产业进入混乱的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十大瓷厂”风光不再，成千上万家技术含量低下的小作坊诞生。私营业主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唯利是图，粗放式的经营与管理对“景德镇”的品牌形象是一种严重破坏。景德镇瓷业衰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营销方式的落后，有很多陶瓷私营业主热衷于“展销”，而说白了，这种展销就是地摊式销售。

目前，为了重振雄风，景德镇市提出了打造“景德镇”大品牌的概念。一九九九年，国家商标局正式签发了协会申请注册的“景德镇”牌商标。近年来，该市采取多种举措发展陶瓷业，吸引海内外资金投资景德镇，扩大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业内人士希望，有过辉煌历史的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能尽快重振昔日的辉煌。

景德镇 千年瓷都浴火生

都说景德镇是一张世界性名片，而陶瓷就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受到严峻挑战，效益滑入谷底，整个行业陷入困境。进入新世纪，景德镇市适应全球经济大趋势，开始重新审视陶瓷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并迅速调整对策，掀开了陶瓷产业改造的新篇章。

大手笔之一，大力兴建园区，重建生产基地。借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这一契机，大胆实施“退城进郊、退城进园”战略，于2002年着手建设1.5平方公里的陶瓷工业园，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的思路，打造一个崭新的陶瓷产业基地。两年之后，又开辟了新的基地——总体规划达8.12平方公里的陶瓷科技园，吸引陶瓷企业纷纷入驻。如今，陶瓷工业园已有台达、常青、环球等40余家陶瓷企业落户，陶瓷科技园也有台湾海畅、浙江三雄、潮州东富盈、清华大学新纪元等30多户高技术陶瓷企业相继加盟，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大手笔之二，瞄准品牌企业，引企拉动引资。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推进，城市品位和功能不断完善，陶瓷产业的招商引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外引陶瓷企业入市战略中，该市坚持引进规模大的、科技含量高的、国际上品牌响的企业。几年下来，台资企业台达、海畅、东璟，美资企业常青，日资企业嘉佳以及东富盈、大邦陶瓷等数十家知名陶瓷企业相继来景德镇投资建厂，引进外资4800万美元、内资10.6亿元。他们的加盟，不仅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工艺技术、新的管理理念和新的市场份额。这些项目达产达标后，每年将新增产值14亿元。

大手笔之三，扶持民营陶瓷，帮助其做强做大。景德镇历来有“官民竞市”的传统，有大大小小民营陶瓷企业2400余家，从业人员4.5万人。为尽快把这些小苗培养成大树，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陶瓷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举措，使得环球陶瓷、佳洋陶瓷、鹏飞建陶、南光陶瓷、望龙陶瓷等一批民营陶瓷企业脱颖而出，成为非公经济的龙头企业。今天，民营陶瓷企业的产值已占据该市陶瓷产业的半壁江山，成长为新的主力军。

大手笔之四，占领科技高地，加快创新步伐。在景德镇市的极力争取下，我省第一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该市落地，并依托学院开展陶瓷前沿科学的研究。如今，工程中心研究的部分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引导项目”，得到国家创新基金的支持，多个成果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大大提升了产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千年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景德镇领航中国陶瓷发展

四大传统名瓷的悠久历史，景德镇名人辈出，独创落地粉彩技法，“珠山八友”推动景德镇陶瓷创新，国际金奖让景德镇享誉世界。千年瓷都1800多年的制瓷历史，厚重的陶瓷文化积淀。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器型天下走、工匠八方来，海纳百川的精神。元青花的出现就已奠定了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的基础。回顾往昔，我们可以说景德镇具有领航中国瓷器的优势。

但瓷都景德镇要真正实现领航中国瓷器的美好愿望，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第一，对景德镇陶瓷现状要有一个清醒地认识。虽然景德镇日用瓷在产销上不如一些其他产瓷区，但艺术陶瓷、陈设瓷、雕塑瓷还是处于领先，日用陶瓷走艺术化之路也还是有发展潜力的，关键是如何去扬长避短。第二，加快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陶瓷文化创意可以使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附有升值的空间。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不仅是陶瓷产品，也不仅是市场上销售的陶瓷商品，而是一件件陶瓷文化作品。大师、教授、民间艺人、外埠画家都有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三，把握环鄱阳湖战略实施的契机。环鄱阳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景德镇陶瓷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要以科学观为指导，在传统制瓷技艺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科技陶瓷、电子陶瓷、低碳陶瓷，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把好泥用在精品上，缓解资源枯竭的矛盾。第四，营造氛围搞好配套服务。

作为政府要让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一是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景德镇陶瓷文化，让大家都来思发展、谋发展，把蕴藏在老百姓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景德镇陶瓷的创新和发展。二是要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把企业改制后“十大瓷厂”的有效资源整合好，把私营作坊、工作室、画室的民间资源利用好，形成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链，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无愧于中国的瓷都。

瓷都景德镇领航中国瓷器，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要用智慧、花力气的。因为瓷都是中国的瓷都，还将是世界的瓷都。只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美好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

千年瓷都景德镇将重建宋代龙窑

多位陶瓷考古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日前齐聚江西景德镇，对重建宋代龙窑窑炉方案进行研讨，并期望在中国龙年复烧宋代龙窑。

据了解，景德镇历代典型瓷窑包括宋代龙窑、元代馒头窑、明代葫芦窑和清代镇窑。龙窑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是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依一定坡度建筑而成，以斜卧似龙得名。随着瓷业发展和窑工改革，宋代时期龙窑窑身长度和坡度臻于完善。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景德镇宋代龙窑重建方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探讨，介绍了窑炉重建方案和设计图纸。记者看到，龙窑窑室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窑内火焰多平行窑底流动。龙窑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成一长隧道形窑炉，窑头有预热室，窑尾一般不设烟囱，因龙窑本身就起着烟囱的作用。横断面积以窑头最小，中部最大，窑尾大于窑头而小于中部，顶部有投燃料的孔。

陶瓷考古专家介绍，龙窑具有升温快、降温也快的特点，快烧的同时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故有说龙窑是青瓷摇篮。影青、黑釉瓷等大都是在龙窑里烧成。

据悉，２００９年，景德镇修复清代镇窑并成功复烧。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又成功重建复烧明代葫芦窑和元代馒头窑。历代瓷窑复烧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的有效保护和传承。

景德镇因瓷闻名，是享誉世界的千年瓷都，至今已有１７００多年的制瓷历史。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

“千年瓷都”景德镇掀起“护牌运动”

“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的“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牌运动”。记者今日随中国商务部“中部崛起品牌行”赴该市采访时获悉，景德镇将依法加大品牌保护，五年多来该市中级法院已查处陶瓷商标及名人名作侵权案件二百多起。

“不仅在北京的地摊，上海及江苏等地的地摊上都有景德镇瓷器的假冒伪劣产品售卖”，景德镇市市长虞国庆对外地瓷器仿冒的不法行为深恶痛绝。据其透露，该市将通过执法检查等形式加大打假保名牌的力度，净化品牌市场。

陶瓷是“千年瓷都”景德镇的“称都之源”，不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与中国国内八大产瓷区相比，产业的发展速度及市场份额已出现明显差距，景德镇瓷都地位亦正面临严峻挑战。

针对于此，该市瓷局局长黄康明表示，景德镇将建立包括研发、科技、交流及产业在内的四个基地，打造国家级陶瓷园区，争取今后在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及高技术陶瓷等领域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目前，主要出口美国、西欧及东南亚等地，出口比例已告别低谷，有所回升。

景德镇藏环保隐患 千年“瓷都”前景堪忧

近年来，江西产业面临着产业发展规划欠缺，引进外来淘汰产业，如何科学规范集约化用地等问题。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千百年来，正是因为坚持实施轮栽轮伐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景德镇才千年窑火不断。

而今天，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赶赴景德镇调查，推出这组系列报道。

“景德镇完了。”在谈到产业现状时，原景德镇原料总厂退休工人胡嗣东对记者说。

胡嗣东一直在关注原料消耗情况。今年以来，大量广东建筑陶瓷企业落户景德镇，这些企业的集聚会不会破坏景德镇的生态环境，并带来工业污染？会不会耗尽景德镇上好的陶瓷原料，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事实上，有此担忧的远不止老胡一人。景德镇安娜陶瓷饰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安娜告诉记者：“景德镇目前的市场秩序、创业环境等太需要有人来说实话了。”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祺龙说，景德镇给外界的形象太模糊了。现在，景德镇人对于现状感到失望与痛心。

南陶北上

今年以来，广东佛山建陶企业纷纷外迁。在这场战略性迁移和扩张变局中，相继有“乐华”、“金意陶”、“欧瑞特”等佛山建陶企业落户江西景德镇，总投资高达３２亿元。在日前举办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又有一家广东建陶企业——佛山特地陶瓷有限公司计划投资１２亿元在三龙乡打造一个占地１０００多亩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

“南陶北上，景德镇成了最大的赢家。”景德镇市副市长黄康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景德镇工艺美术陈设瓷，很难做大总量，广东建筑卫生陶瓷的加盟，将对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据黄康明介绍，目前，产业总量偏小。今年１－８月，全市陶瓷工业总产值仅２７．０７亿元，总量与国内其他产瓷区相比很小。而建筑陶瓷、卫生陶瓷更是景德镇的“短腿”。作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有必要发展能迅速做大产业规模的建筑、卫生陶瓷产业。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景德镇新增陶瓷销售产值４８亿元，出口创汇１．２亿美元，推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胡嗣东为了解广东陶瓷企业北上的原因，特意前往佛山考察陶瓷业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佛山建筑陶瓷业的外迁，是因为这些企业把当地的资源用完了，环境破坏了，当地政府限制他们发展。

他告诉记者，陶瓷产业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产业和污染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佛山及周边地区的陶瓷原料已基本消耗殆尽。佛山现有陶瓷生产线１０００余条，约占广东省的９０％和全国的４０％左右。虽然陶瓷产业对佛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但佛山也为此付出资源、能源、环境的代价。２００６年，佛山陶瓷行业消耗原材料３６８０万吨，消耗电能８０亿千瓦、原油４８０万吨，产生烟尘粉尘２８１万吨。陶瓷行业排放二氧化硫１．８９万吨，占全市排放总量的１３％，居各行业首位。

正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今年初，佛山提出要“赶走污染，做强陶都”，建立陶瓷总部经济，对陶瓷企业实行限批。也正是因为在当地的发展受到限制，佛山陶瓷企业才被迫外迁。

引发争议

对于佛山建陶企业的落户，景德镇政府官员寄予厚望，而景德镇市民及陶瓷从业人员却并不看好。经营陶瓷原料的项先生说：“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原料——高岭土的开采量已经很有限，按照目前的用量，最多只能维持５０年。如果这些建陶企业生产线全部开工的话，也许用不了５年。”

除了担心原料枯竭外，更多人担心工业化生产对景德镇传统文化的冲击。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原景德镇雕塑瓷厂厂长刘远长说，引进建陶企业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克制，绝不能贪多。要有规划地发展这些产业，让这些产业带领景德镇的传统陶瓷产业向前发展，而不要让“狼”（佛山建陶）伤害到沉睡的“羔羊”（景德镇传统陶瓷产业）。

市民李润政告诉记者，景德镇之所以能够千年窑火不断，是因为祖先立下规矩，烧瓷器用的窑柴，只能是沿昌江两岸周边山上轮栽轮伐的松树，２０年一个轮回，伐了种，种了伐。正是这种可持续发展模式，景德镇烧柴不曾荒过半亩山，也没有毁坏过一片林。开采瓷土矿，也未毁一亩田。而现在政府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发展方式实在是令人担忧。

学院院长助理、文化研究所所长陈雨前博士认为，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延续陶瓷文化和技术的创新和创意，以科技为后盾，以人文艺术为诉求，以创意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结合生产、营销、创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在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汪光武看来，历史上，能够闻名遐迩是因为其精良的品质、高雅的艺术品位。如果景德镇放弃自己具有特色与优势的艺术、日用陶瓷产品，盲目去发展并不擅长的瓷砖、马桶等产品，那等于“拿着金饭碗要饭”。景德镇政府领导一定要有“我辈栽树，后辈乘凉”的思想准备理念与境界，不能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短期的规模、ｇｄｐ和政绩。景德镇的历史人文资源与品牌一旦遭到破坏，要想再复兴，机会就渺茫了。景德镇政府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制订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

记者曾向景德镇瓷局及政府多个部门问及陶瓷产业情况，均被告知没有发展规划。对于陶瓷原料的储量，也只是说取之不尽。到底有多少，还能用多少年，没有人说得清楚。

没有科学的规划，则意味着政策的随意性。这就像一个人，处在十字路口时，首先要考虑清楚的，应该是前进的方向，否则，一个错误的转身，结果将会是南辕北辙。但愿景德镇这个转身，不要断送其陶瓷产业。

品味千年瓷都-景德镇 感受经典世博

品味千年瓷都 感受经典世博

五月的上海，风和日丽，花团锦簇，举世瞩目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黄浦江两岸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位于中心城区的上海展览中心披上了节日的盛装。5月10日，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后的第十天，由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展品最全的陶瓷成就展在这里隆重开幕。

陶瓷大展盛况空前

走进上海展览中心西二馆一楼，恍如置身艺术陶瓷的海洋。在一块长2米、高1米的大型瓷板上，蜿蜒的青松枝，牡丹、玉兰和山茶花争相吐艳，煞是好看。这是由王锡良、秦锡麟和张松茂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专门为上海世博会举办而联手创作的《大地同春》，还有直径1.24米，高约50厘米，烧成难度巨大，世界罕见的的青花薄胎大碗摆放在高高的圆形展台最高处;直径1.18米，高约60厘米的薄胎内外九龙斗笠碗和特大瓷缸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如今，景德镇艺术陶瓷不仅很好地传承了粉彩、斗彩、古彩、青花、色釉等装饰技法，而且，还创新了新彩、综合装饰等技法。王锡良的釉上彩《青松》瓷盘、秦锡麟民间青花瓷瓶、张松茂专为香港回归祖国而创作的《紫归牡怀图》瓷板画原作让人赞叹不已。观众更为景德镇中青年陶瓷艺术人才的力作而叫好，《祥云》、《花好月圆》、《呤》、《山居》、《生命时速》等一件件构思新颖、造型各异、审美理念不同的佳作让前来观展的人们流连忘返。

盛况空前的陶瓷成就展吸引了领导和嘉宾的目光。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领导，南京军区政委、副政委及上海警备区司令、政委，江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有关部委的领导都专程来到展览现场观展。在国家级大师、教授的展品区，在题为《大地同春》、《丹顶鹤系列》、《百和图·腾飞》的瓷版画和《御窑盛景图》大型瓷缸前，各级领导和嘉宾兴致勃勃、个个全神贯注地欣赏，不时为精美绝伦的景德镇陶瓷喝彩。

最富有特色和个性的乃是创意陶瓷作品，这个代表后工业时代产业之一的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力。法蓝瓷公司参展的全白釉色、造型生动的奥运纪念瓷，博大陶瓷公司入驻世博会国际信息馆展览的《和谐盛世》餐具，瓷学院师生参展的色彩对比强烈、审美意象全新的陶艺作品，民营陶瓷公司设计思路别具一格、造型独具匠心的陶瓷餐茶具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精彩不止是在一楼，在西二馆二楼，升级换代的日用陶瓷、建筑卫生陶瓷也让观众连连叫好。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送展的是秉承传统粉彩装饰效果，通过最新烤花技术克服铅镉超标的《吉祥如意》釉中彩日用瓷;望龙陶瓷有限公司送展的是传承青花玲珑的装饰技艺风格，大胆将米粒状改成水草纹玲珑效果的《祖国颂》高档日用陶瓷餐具。在摆放成一条长龙的日用陶瓷展区中，有代表当代景德镇日用瓷最高水准的“7501”纪念瓷原件和当年“十大瓷厂”荣获国际国内金奖的陶瓷产品，还有引领时尚、审美理念全新的新品佳作。

一只与世博园中国馆外型酷似的中国馆礼品瓷摆放在二楼大厅中的高科技陶瓷展柜上，她和相拥在一起的各种高科技陶瓷一起向观众展示景德镇步入新千年以来，着力打造以高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大陶瓷格局风采。高科技陶瓷展区每一种高科技陶瓷背后故事，每每让人听完介绍后肃然起敬：国内首条高速铁路、京津高速铁路的绝缘子，与神五、神六航天飞行员费俊龙、聂海胜一起遨游太空的陶瓷滤波器，还有利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各种耐热陶瓷餐具，一改昔日污染环境、绿色环保的陶瓷颜料等。

文化神韵精彩纷呈

5月14日上午，从百忙中抽身专程来到展览现场的南京军区政委陈国令在欣赏一件件精美瓷器的同时，又被现场古代制瓷技艺的表演场景所吸引，饶有兴致地观看起来自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三位制瓷绝活老艺人的表演。

用长长的木棍转动脚下的辘轳车，车速渐渐由慢而快。在76岁的拉坯师傅王炎生手中，一团泥土顷刻间便变成了一只规整的泥碗胎、一只下大上小的葫芦瓶泥胎;在80岁的利坯师傅陈圣发手下，一只只晾干后的泥坯很快就修整得规整如一。在画坯女师傅汪申芳的料笔下，一只只坯碗上刹那间就画出清秀、典雅的青花，三位师傅魔术般制瓷表演既让观众欣赏到千年瓷都的精湛制瓷技艺，更让他们钦佩景德镇对传统制瓷技艺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听完悠扬的瓷乐，看过制瓷绝活表演，更让人叫好的还是现场瓷上绘画表演。在陶瓷绘画表演的阵容中，既有多名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和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又有陶瓷院校的教授、副教授，青花、新彩、粉彩，绘瓷技法各展所长;牡丹、荷花、兰花争奇斗艳。短短几分钟，形态各异、色泽鲜明、构图新颖的瓷上绘画作品就展现在观众眼前，摩肩接踵的观众驻足观看，流连忘返。

精彩不仅是在5月10日到今天圆满闭幕的陶瓷成就展的现场，在毗邻的世博园区内，景德镇陶瓷与陶瓷文化的展示也是好戏连台。不管是上海本地的居民、还是外地来宾，在世博园里的各地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的国宝级陶瓷珍品，在江西馆旁聆听到美妙动听的瓷乐，在零碳馆目睹来自景德镇的法蓝瓷的低碳陶瓷。继浮梁贡茶、得雨食品入驻世博会之后，18件由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设计制作的世博会陶瓷商品已经获许入园销售，6月份，100多件景德镇精美瓷器又将在世博园中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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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景德镇”千年陶瓷史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下陶瓷的发展各具特色。中国以精美的瓷器闻名于世，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又是什么样呢？日前，“千年马约里卡：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典藏”在深圳博物馆展出，近150件意大利陶瓷珍藏首次跨越重洋来到了瓷器的故乡——中国。

绘制神话故事人物故事是其特色

13世纪末，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至今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马约里卡陶瓷（即锡釉陶）便是意大利带给世界陶瓷艺术的重要贡献。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杨介绍，意大利法恩扎国际博物馆作为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美陶瓷。此次展出的只是馆藏的一个专题，即马约里卡陶瓷。

马约里卡是对意大利锡釉陶的泛称。马约里卡陶瓷造型独特，装饰图案精美，文化内涵丰富，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馆长克劳迪娅·卡萨利告诉记者,公元13世纪，当被泛称马约里卡的锡釉陶经西班牙传入意大利时，恰逢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话、宗教故事及油画遂成为这种陶艺的主要素材和表现形式。

记者在现场仔细比照，发现，马约里卡陶瓷与中国陶瓷最大的不同是，其绘制的多是人物故事题材。比如绘有“伊阿宋和美狄亚”的盘，它由16世纪极重要的艺术家弗朗切斯科·夏恩托·阿韦里所作，作品取材希腊神话故事“伊阿宋和美狄亚”，色彩艳丽如画。

还有一些作品直接被塑为人形，比如16世纪末，由乌尔比诺的潘塔纳兹工坊所作的人像水罐，表现的是传说中半人半神的奥菲欧弹奏竖琴迷惑动物，他坐在一个圆桶上，液体从桶下方的小孔流入池中。据克劳迪娅·卡萨利介绍，这件产品专为私人居所而设计，可能在豪奢的宴会上用作烈酒容器。

毕加索也是陶瓷界核心人物

提到马约里卡就不得不提法恩扎，法恩扎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存的小城，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开始了陶器制作。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马约里卡陶艺发展提供了重要创作源泉，以法恩扎为中心的陶艺工坊不断探索创新，特别是近代以来知名艺术家相继参与，最终成就了这种“土与火”的艺术地位和辉煌，使其薪火相传，享誉世界陶瓷行业，被誉为欧洲的“景德镇”。

本次展览分为马约里卡的诞生和传播、文艺复兴时期马约里卡的繁荣、东风西渐中马约里卡的融合与创新、马约里卡与艺术潮流的探索等四部分，不仅集中讲述了意大利陶瓷的发生、传承、创新和发展，也展示了马约里卡丰富的架构和多样的艺术倾向。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除了古代的陶瓷艺术品，现场展出的还有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的陶瓷作品。原来，毕加索是二战后意大利陶瓷艺术领域的核心人物，1947年夏天起毕加索开始探索陶艺，他把不同的形状和纹饰交替整合，并在绘画中融入黏土雕塑手法，创作出近乎幻觉的效果。这次深圳观众看到的《苦恼的农牧神的脸》就是毕加索1956年的作品。

马约里卡也有“青花瓷”

记者在展览现场意外地发现，有不少意大利陶瓷像极了中国的三彩、青花、广彩。原来，作为奢侈品的中国瓷器自中晚唐以来便开始销往地中海地区，并刺激了当地工匠的尝试仿烧，马约里卡产品逐渐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

克劳迪娅·卡萨利介绍，15世纪前半叶至16世纪，马约里卡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都模仿中国明代青花瓷器，形成所谓的“瓷器风格”装饰纹样。但是，因为并不了解青花真正的烧造工艺，所以马约里卡“青花”只是一种单纯的在样式和装饰上的模仿。

其实早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的意大利釉陶中，就有一种三彩装饰，其最初技术源头来自中国唐三彩。唐三彩从两河流域传入意大利，最终成为意大利釉陶中颇具中世纪古风的装饰。

到了18世纪晚期，意大利陶器匠师们在繁缛多变的东方纹样基础上，将罗马式香熏纹样、橡实、垂花饰、葡萄藤蔓等绘画作品上的装饰元素，应用到瓷器装饰中，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欧式纹样，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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